程序員涉虛擬幣賭博案：從重判到緩刑的曲折之路

在刑事案件中,律師的工作不僅僅是據理力爭。尤其對於定性明確、量刑空間有限的案件,有效的辯護更考驗律師的溝通能力。在當前認罪認罰制度下,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往往對案件結果起關鍵作用。律師能否理解辦案人員的真正關切,在求同存異基礎上展開專業溝通,往往決定了案件走向。

本文將結合一起涉及虛擬幣結算、被控開設賭場罪的案件,說明如何通過具體策略推進,達到有效辯護的理想結果。

某程序員被指控爲多個境外賭博網站提供虛擬貨幣支付結算服務,涉嫌構成開設賭場罪。據公安指控,該程序員在兩年間幫助賭博平台完成超4億USDT(約27億元人民幣)的賭資結算;個人非法獲利90餘萬USDT(約600餘萬元人民幣)。依據相關規定,這種情況通常應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案件存在兩個核心難點:一是涉案同案人員已"死無對證",難以確定當事人在團夥中的地位作用;二是鏈上交易數據具有公開性與客觀性,27億賭資總額、600多萬元獲利金額難以大幅壓減。

面對這樣一個定性明確、數據清晰的案件,律師如何開展有效辯護?首先,我們需要認識到"死磕"式辯護在此類案件中可能適得其反。相反,我們應當採取有效的罪輕辯護策略,綜合考量案件所處階段、承辦人的個體性格與行事風格,以及他們對法律規定的理解和對案件事實的整體判斷。

在與檢察官溝通過程中,我們沒有回避案件的嚴重程度,也沒有盲目挑戰定性,而是站在"讓案件順利走完程序、又能把懲罰拉到合理區間"的角度,做策略設計。我們精準識別了辦案人可能的顧慮,找到他們"最不能接受的風險",再從這些風險出發,推動案件處理方式的調整。

經過多輪溝通和努力,本案的量刑建議從最初的"至少七八年"逐步下調,最終落在了"判處有期徒刑二年,緩刑三年"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上。這個過程中,每一步的調整、每一次的說服、每一個溝通節奏的把控,都是按照周密計劃穩步推進的。

作爲刑事律師,我們面對的從來不是抽象的"罪名",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。每個人的背後,都是一個甚至是幾個家庭。很多時候,律師不僅僅是在爲一個被指控的人辯護,也是在挽救一個已經瀕臨崩潰的家庭。這或許正是刑辯存在的意義之一。